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,北京市人社局公布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例:一家科技公司全面转向AI自动化数据采集,撤销了传统数据采集部门,并援引“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”条款,解除了员工刘某的劳动合同。
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:该企业将正常的技术迭代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,解雇行为不合法。
此案真正令人深思之处,并非AI取代了一个工作岗位,而是揭示了社保制度的核心问题:缴费始终与工资单挂钩。
企业用机器替代人力后,工资总额减少,社保缴费基数随之变薄;
被替代的人力流向平台、零工和自雇领域,缴费链条就此中断。

机器人是设备,人工智能是技术系统,它们并非民事意义上的劳动者,自然无法“缴纳社保”。
科技互联网专家张栋伟指出,所谓“机器人交社保”,实质是在问:“机器替代人力所节省的成本,是否应有一部分回流至社保体系?”
这并非为机器人开设账户,而是确保技术替代的代价,不应仅由被替代者与财政独自承担。
中国现代社保制度,最初是国企改革的配套措施。其目标务实:企业不再承担社会职能,个人也不再被单位束缚。
社保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,但这张网的编织材料,始终是劳动关系与工资单。
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,但当期收支平衡高度依赖工资单上的缴费流。企业按工资总额缴纳16%,个人缴纳8%,资金从工资条扣除,进入基金池。
这一制度成立的前提只有三个:缴费人数充足、工资总额庞大、缴费链条连续。
任何一条缺失,基金池就会吃紧。

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预算收入为12.6万亿元,其中财政补贴约2.9万亿元,占总收入约23%;当年仍保持收大于支。
然而,这一缴费结构已需警惕:财政补贴增速明显高于保险费收入增速。
更棘手的问题在于缴费链条的另一端。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约3.2亿,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仅约7000万,参保率不足三成;已参保者中,约38%中途断缴。
这不是小缺口,而是费基在流失。
因此,社保费基被侵蚀,未必首先表现为“机器人抢走岗位”。
更常见的现象是:就业依然存在,但缴费关系从连续变为断续,从单位缴纳变为个人全额承担,甚至直接断缴。
失业率数据无法反映这一现象,但基金收入能清晰感知。
社保与工资单挂钩的传统模式,已经面临困境。
有朋友提出了一个极端的比喻:为何不问问蒸汽机或汽车是否需要缴纳社保?
要比较技术冲击对社保的影响,必须选取已有社保制度的时代。
蒸汽机和汽车普及时期,现代社保制度尚未建立,不存在可比的“缴费-领取”链条,这种硬性类比毫无意义。
真正具有参考价值的是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:社保已存在,技术同样替代岗位、创造岗位,并留下了平台用工与灵活就业缴费断档的遗产。
张栋伟作为自1995年起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,亲历了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过程,并总结了两个经验。
第一,技术替代并未整体击垮社保费基。
打字员、接线员、传统零售岗位消失,但IT、电商、平台经济创造了新岗位,城镇化与参保扩面同步推进,费基总体仍在扩张。
第二,它留下了一个未解决的尾巴:平台用工与灵活就业缴费断档。
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自由职业者,大量处于“有收入、无稳定缴费”的状态。当前灵活就业参保不足三成、断缴率达38%,正是这一遗留问题。
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可能同时放大这两条线。
第一条,替代集中于标准化、可编码、工资总额占比高的岗位。
客服话术、工单录入、标准问答,大模型已能胜任;仓储分拣、末端配送,移动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正在渗透。
而这些岗位正是社保费基的中坚力量:工资总额不低,参保相对规范,缴费链条相对连续。
第二条,被替代者未必“没有工作”,更可能“低缴费或断缴”。
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已证明,就业总量未崩溃,但缴费链条可能在个体层面断裂。
当前AI替代发生在高价值的白领岗位,若替代率进一步推进至中低技能白领与蓝领,这条断链将从平台外围向正规就业核心扩散。
因此,在张栋伟看来,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替代所改变的,不仅是就业数量,更是就业的缴费质量。
费基收缩发生在参保结构内部,而非简单地体现在就业总量上。
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总体守住了费基,但未解决断档问题;AI需要回答的是,是否会将其变为主要问题。
企业算小账:机器替人省钱;
社会需算大账:省下的钱中,必须有一部分回归社保。
“机器人交社保”一旦涉及政策层面,最容易想到的是“机器人税”。
这一概念并不新鲜,也未形成共识。2017年欧洲议会曾讨论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并对所有者征税,但提案被否决。韩国2018年将大型企业自动化投资税收抵免从7%降至3%,被外界称为“准机器人税”;有研究指出,此后韩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相对日本有所下降。
目前,尚无国家正式立法征收狭义“机器人税”。
这个话题并非不能讨论,但不应只盯着实体机器人。
对机器人征税,定义困难:什么算机器人?软件自动化是否算在内?
此外,这会导致重复征税:企业购买和使用设备时,已缴纳了增值税与所得税。

1、更具操作性的做法,或许是聚焦于“机器替代人力所节省的社会成本”,建立补偿渠道。
2026年两会已有代表建议设立“技术转型专项基金”,为被替代行业与企业员工提供转岗补贴、安置补助及再就业奖励,并对高度自动化、大量替代人力的企业适当调节税负。
这比税基狭窄的“机器人税”更贴近中国的政策语境。
2、确保灵活就业缴费链条不再断裂。
关键并非仅喊“扩面”,而是降低门槛、允许灵活缴费。
灵活就业者参加职工养老保险,通常按社平工资20%全额个人承担,进入个人账户仅8%,大中城市一年缴费负担普遍超过万元。
若不实质性降低负担,扩面将变成“只扩不缴、断缴难解”。
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留下的断档遗产,在此轮技术替代中必须优先弥补,不能再拖延。
3、存量补充与流量重建并行。
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已运行多年,旨在解决历史欠账与存量缺口。
自动化收益反哺需解决流量问题:价值创造从劳动转向资本、数据与技术,社保费基也必须随之调整结构。
通过宽税基将自动化增量收益部分引入社保,比新设一个针对“机器人”的窄税种更为可靠。
机器人不会缴纳社保。但机器替代人力所节省的成本,不能全部转化为企业纯利润;
社会安全网的资金,必须从新的生产方式中重新获取。
第一,机器人不是缴费主体,但自动化替代的社会成本,不能全由被替代劳动者与财政补贴承担。
2025年财政补贴已占社保基金预算收入约23%,补贴能争取时间,但无法替代费基建设。
第二,社保筹资需从“工资单依赖”转向“多元费基”。
制度内赡养比下行、灵活就业参保不足三成、断缴率达38%,这些都在表明:以工资单作为唯一锚点,其稳定性正在下降。
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守住了费基,却留下了平台用工断档;AI若推进至正规就业核心,这一遗产将演变为主线问题。
第三,短期内最可行的起点并非“机器人税”,而是三条并行路径:建立机器替代人力社会成本的补偿机制;实质性降低灵活就业缴费门槛,将“不断缴”置于“扩面”之前;利用宽税基将自动化增量收益部分引入社保筹资。
让费基跟随价值创造流动,而非固守工资条。
让技术替代的收益与代价,重新对齐至同一份社会契约之上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张栋伟”,作者:张栋伟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作者:
张明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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